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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立13年、完成7轮融资，手握腾讯、阿里、淡马锡、红杉中国、高瓴资本一众顶级资本加持的小红书，站在资本市场的门槛前，迎来了一场关乎企业底层治理的综合大考。
85万元，拖住了一家估值3500亿元的互联网独角兽的港股IPO进程。
7月7日消息，据彭博社报道，小红书拟于6月秘密向港交所递交IPO申请，估值达3500亿元。就在上市筹备进入最关键的冲刺阶段，一份完整实名举报材料被送至港交所上市部与香港证监会，递交人是小红书前商业化华南负责人陈浩，随举报一并提交的还有法院终审判决书、劳动仲裁文书、离职证明、期权协议全套司法与人事证据。
就在举报发生的三天前，小红书管理层还在打磨IPO路演PPT，精心包装营收、用户、AI数据等增长叙事，没人预料到，拦住上市脚步的，竟是一桩仅85万元标的的劳动纠纷。
创立13年、完成7轮融资，手握腾讯、阿里、淡马锡、红杉中国、高瓴资本一众顶级资本加持的小红书，站在资本市场的门槛前，迎来了一场关乎企业底层治理的综合大考。
从“汰换”到举报：一个员工的85万维权路
2022年6月，陈浩入职小红书，劳动合同签在境内主体薯一薯二文化传媒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，同时获得境外开曼主体Xingin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授予的3万股期权，分4年行权。
故事的转折发生在2023年12月，距离首批期权成熟兑现仅剩5个月。公司以“无法胜任工作”为由单方面辞退，离职证明标注“汰换”，尚未兑现的期权全部清零作废。
接下来的两年，是一场拉锯战。劳动仲裁、三次庭审、一场调解。小红书在诉讼中祭出了一个颇为“精巧”的法务策略：主张发期权的境外公司与签合同的国内公司“相互独立、不存在关联”，国内法院没有管辖权，员工想维权只能去香港起诉。
但法院没有买账。2026年初，广州中院终审判决认定小红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，两项赔偿合计约85万元，其中66.15万元为期权损失。更重要的是，法院做了穿透式审判，认定境内外主体实质为“一套人马一套运营体系”，期权属于劳动报酬而非额外福利。这是国内首例明确认定VIE架构下境外期权属于劳动报酬的生效判决。
如果故事到此结束，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劳动纠纷。但陈浩没有止步，手握胜诉判决，他将全部证据提交给港交所与香港证监会，举报直指一个致命问题：小红书在司法场景与上市场景中，对VIE架构下境内外主体关系的表述自相矛盾。
一位知乎网友此前在评论区留下16个字，告诉陈浩不仅应该举报，还告诉他为什么一定要等IPO：因为法院解决的是劳动纠纷，IPO解决的是信息披露。
法庭上的“独立主体”，招股书里的“有效控制”
要理解这起举报的杀伤力，得先弄明白VIE架构。
中国互联网企业境外上市，几乎都走VIE架构。外资不能直接持股境内增值电信业务，标准做法是：创始人在开曼注册上市主体，下设香港子公司，香港子公司再在境内设外商独资企业（WFOE），WFOE与境内运营实体签一揽子协议，包括独家服务、股权质押、投票权委托。靠协议控制，境外上市主体合并境内公司财务报表。
这套架构能运转，有一个绝对前提：你在所有场合都承认境内外主体是同一个经济体。港股上市要求披露控制关系，投资者买的也是这个整体故事。
小红书用的就是这套架构。境内运营实体是薯一薯二，境外期权发放主体是开曼Xingin。靠着这个架构，小红书从创业公司一路走到独角兽。2024年7月老股转让估值170亿美元，2025年6月升至310亿美元，月活突破4亿，日活超过1.7亿，2025年全年营收约420亿元，净利润突破200亿（约30亿美元）。
问题就出在“所有场合保持一致”这个前提上。
在劳动诉讼中，小红书法务团队主张的是：境内外主体相互独立、不存在关联。而在IPO场景中，小红书必须向港交所证明的是：境外上市主体对境内运营实体具有有效控制，财务报表合并真实合规。
两套表述，写在不同的法律文书里，指向完全相反的结论。这不是法务技巧问题，而是信息披露真实性的根基问题。陈浩的举报精准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近50名离职员工反映类似遭遇，均在期权即将到期时被裁。这不是个案管理失误，而是一种系统性的操作模式。
增长的B面：420亿营收下的管理裂痕
事实上，漂亮财报的背后，藏着三个管理漏洞。
第一个漏洞，是用人逻辑的短视。在期权即将成熟时精准裁员、离职证明标注“汰换”、利用VIE架构切割主体规避责任，这套操作的本质，是把劳动者当作财务报表上可优化的负债项。近50名员工的相似遭遇，指向的不是一个部门的失误，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设计。一家能在法庭上对为自己工作过的人说“我们不认识你”的企业，投资者有理由追问：它对股东、对用户、对合作伙伴的承诺，又有多少是真实的？
第二个漏洞，是合规管理的粗糙。一个成熟的法务团队应该预见到：在劳动诉讼中主张“境内外独立”的口径，会在IPO审核中成为信息披露一致性的致命漏洞。而小红书恰恰在这里翻了车。陈浩的举报附带生效司法判决，港交所大概率会触发专项问询。按照港股IPO的时效要求，递表后6个月内必须完成聆讯，否则重新递表。问询一旦启动，赶上2026年的窗口期就悬了。近50名员工的集体索赔如果启动，潜在赔付规模将远超85万，数千名持有未行权期权的员工构成的风险敞口，招股书里没有完整披露。
第三个漏洞，是战略决策的急躁。2026年6月世界杯开幕，小红书拿下持权转播商资格，业内估算版权投入在10亿至17亿元之间。接近公司的业内人士称实际不到10亿元，而《财经》杂志、东方财富网等多数权威媒体援引版权分销渠道消息，估算约为17亿元。开赛首日直播观看人数暴涨55倍，男性观播用户占比超过60%，日活逼近2亿。但这笔投入的战略逻辑是典型的“IPO冲锋”：用一笔巨额投入换一个上市前可向资本市场交付的“用户破圈”增长故事。
问题在于，世界杯流量与小红书核心社区生态存在天然的排异反应。为了给体育内容让路，平台临时调整了流量分发机制，美妆、穿搭等核心内容的流量权重被大幅削减。据行业媒体报道，女性用户日均使用时长下降7%，种草笔记商品跳转转化率下降11%。男性用户来了，但男性向广告主还没来。参考上一届世界杯的经验，抖音在赛后的用户留存率不足20%；咪咕的日活用户占比也从开幕式当天的1.7%回落至0.6%-1.2%的常规区间。体育赛事的流量留存，从来都是行业性难题，小红书面临的挑战只会更大。
小红书的整个IPO逻辑高度依赖世界杯流量带来的估值溢价。但资本市场对其核心估值逻辑，一直是“高转化生活方式平台”，用户消费意愿强、决策效率高。而世界杯流量带来的却是“非消费类兴趣流量”，两者之间存在天然错配。若资本市场发现这批流量的商业价值无法落地，甚至可能侵蚀其长期生态，这次赌局不仅无法为IPO加分，反而会成为减分项。
对小红书而言，上市大概率不会终止线上股指配资，但时间表必然推迟，补充合规材料、修订招股书、量化潜在赔付风险，每一项都需要时间。当企业用复杂的公司架构来对抗为自己的成长付出过劳动的人，它失去的不仅是一场官司，更是资本市场和社会对其“企业精神”的信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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